空军飞行员驾驶战机叛逃到台湾，晚年毅然回国自首，被政府妥善安置工作和住房，这一经历令人感慨！
1986年初春的北京站人声鼎沸，一名头发花白的中年人拎着旧皮箱，一步三回头地走进候车大厅。检票员抬眼扫了他一眼，“老同志，往里走吧。”他应了一声，声音发颤，随手理了理胸前那枚已磨得发暗的空军飞行徽。没人认出，这位看似普通的旅客正是二十一年前驾驶伊尔—14冲向台湾的领航员李才旺。
回想1965年盛夏，那是空军某师例行训练的一天。机务一切正常，李才旺与飞行员李显斌、舱尾通讯员廉宝生登机。起飞后不到十分钟，罗盘方位开始偏转。李才旺第一时间发现不对，拇指按下话筒提醒：“航向跑偏，立即纠正。”对方却沉默。几分钟后，他写好一张字条递过去，仍未得到回应。骤然间，他意识到事态不妙，拉开腰带上的皮套，却见手枪撞针被凿断，一股凉意自脊背直窜头顶。与此同时，李显斌回身，冷冷地握着完好的手枪，扣动扳机，子弹擦着李才旺肩头飞过，鲜血浸湿了座椅。
廉宝生在机尾连续对地面呼叫，信号却被压制。飞机在云层里一头扎向东南，三人之间的权力格局已彻底翻转。降落松山机场时，机尾刮跑道，廉宝生重伤。短暂的骚动后，他扣下扳机结束了生命。李显斌则高举双手，大喊“我们是投诚”。台湾方面迅速将这出突发事件包装成“空军反共义举”，连夜广播，次日各大报纸更以通栏标题宣扬“自由可贵”。
那一年，两岸正处僵持高压期。金门炮火偶有响动，境外电台昼夜不息地播送“自由世界”的幻影。在这种大气候里，叛逃并不稀奇。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，仅空军、民航各型飞机被劫持或飞越海峡的案例，就不下二十起。台湾当局总结出一套成熟的“接待流程”：抵台即授予“荣誉军衔”、发放丰厚“奖金”，再配以报纸头版、广播滚动报道，大搞心理战。表面荣耀之外，是长时间无形的监视与情报榨取。李显斌很快被编入作战研究部门，身份看似风光，实则行动处处受限；李才旺因负伤被安排到后勤学校教书，生活谈不上困顿，却常有旁人异样的目光。
时间推移，他们得到赴美的机会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晚期，李才旺举家迁往洛杉矶，靠在中餐馆洗盘子、送外卖度日。夜深人静时，他常盯着墙上那幅黄河剪影发呆。一次酒后，他低声跟同事说：“要是能回去看看就好了。”对方愣了愣，只回了一句：“想家就打个电话吧。”可电话能穿越政治与良心的藩篱吗？李才旺沉默。
改革开放后，大陆连续发布对历史遗留人员的安置政策。1985年，香港《大公报》刊登“自首从宽”条例解读，传至海外侨胞圈，引起不小震动。李才旺起初犹豫：回去是否就是审判？然而内心那根弦被拨得越来越紧。母亲大寿、故乡旧友、年少的蓝天梦……多重情感交织，让他最终在1986年冬踏上回家之路。
调查持续近一年，纪检、检察、军方轮流谈话、取证。李才旺交出了全部书面材料，包括当年机务手册、个人记录、与李显斌秘密策划的纸条。他承认没有参与事前谋划，机上拼死制止未果，且主动回国。当局认定其罪责轻于主犯，决定“不予追究刑事责任”，安排他在某科研单位做资料翻译，并分配一处旧筒子楼宿舍。邻居只知道对门搬来位“老工程师”，却不晓得他背后背负的往事。
而真正的主谋李显斌仍在海外自得。1991年夏，他携年迈母亲经香港中转探亲，一落地即被捕。三年后，一纸判决书以叛变投敌罪将他送入秦岭脚下的监狱，刑期十五年。媒体并未大肆渲染，社会关注已被经济腾飞吸引，昔日喧闹一晃成尘。
同年，关于廉宝生的烈士追认亦有了结果。根据李才旺和其他旧档案证实，他自始至终未参与叛逃，反而在绝境中选择以死明志。1993年，烈士骨灰由家乡政府迎回，安葬在烈士陵园。墓碑前的黑白照片中，他依旧戴着耳机，眼神专注。
这桩旧案就此画上句点，却也留下诸多可供咀嚼的意味。一架军机的航向之变，凝缩了个人野心、制度压力、宣传机器与国际博弈的多重力量。有人借机图谋升迁，有人死守职责付出生命，也有人在漂泊半生后选择回到出发的跑道。国家在不同节点给出的判定——惩戒、安置、追认——映照出法律原则与人情关照的细微平衡。
从1965年的偏航到1993年的追封，近三十年过去，时代风向几经转换，但对于忠诚、背叛、悔悟与宽恕的讨论并未停歇。历史不会轻易原谅错误，却也不吝于为真诚认错者留一条归路。这或许正是那位手捧车票、踽踽前行的老人心中尚存的最后一丝慰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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